Rti 中央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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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劉珞亦／憲法教師
台灣的民主轉型之路，與其他國家的經歷交織出截然不同的歷史軌跡。捷克、波蘭、南非等國的威權體制崩解，多是由人民自下而上掀起變革浪潮，而台灣則是罕見地透過自上而下的方式邁向民主化。這樣的歷史進程雖然避免了社會動盪，卻也錯失推動轉型正義的黃金契機。
轉型正義黃金時期已逝？
憲法教師劉珞亦認為，轉型正義若要發揮最大效益，最佳時機應落在1990年代。當時，加害者與被害者多仍在世，社會對威權體制的記憶仍鮮明，若能在此時重新檢視歷史，翻轉社會價值，將會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契機。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進入2030年後，當事人逐漸凋零，歷史的真相愈發難以釐清。
大法官的任命與體制的制衡
近期憲法訴訟法的討論，使社會再次關注大法官的角色。劉珞亦表示，七位大法官提名人選遭立法院否決，顯示出台灣政治體制內部的制衡機制：總統擁有提名權，但立法院可以否決，以確保這些掌握憲法解釋權的法官不會濫權。然而，這樣的制衡機制並非一直存在。
在威權時期，總統提名的大法官需經監察院同意，而非立法院。當時的監察院成員並非由人民普選產生，使大法官的選任過程缺乏民主監督。歷史記錄甚至顯示，曾有特務出身者被任命為大法官，這在現今民主社會顯然難以接受。
大法官如何鞏固威權體制
劉珞亦進一步說明，1947年憲法施行後，立法院應每三年改選一次。然而，1949年國府遷台後，以「反攻大陸」為由暫緩改選，形成「萬年國會」。當時的大法官以釋字第31號解釋，裁定「因國家發生重大變故，無法改選」，從而合法化了立法院和監察院的長期不改選，鞏固了威權體制。
這樣的司法解釋影響深遠，甚至助長了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政府以「防範共諜」為由，任意逮捕、處決異議分子，而大法官的解釋往往成為鎮壓的法源依據。例如，許多言論或社會運動都可能被指控為「叛亂」，導致嚴重的政治迫害。
民主化後的變革與轉型正義的困境
台灣的民主轉型與其他國家不同，並非單靠一場革命性的社會運動，而是透過學生運動、總統的支持、立法院的解釋申請、司法院的司法判決等方式推動。這種模式的優勢，在於過程相對和平，未曾發生劇烈的流血衝突；但相應的代價，則是轉型正義的推動與落實始終顯得不足。
劉珞亦舉出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例子，該運動要求廢除萬年國會，促成大法官釋字第261號解釋，宣告國會需全面改選，結束了長期以來的政治僵局。這顯示大法官的角色會隨體制的變革而調整，從過去的威權工具，逐步轉向保障民主與人權的憲政機關。然而，轉型正義的落實仍然面臨諸多挑戰。
歷史記憶與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若無人銘刻，歷史的記憶終將消散於時間的洪流之中。轉型正義不應只是短暫的政治行動，而是社會不斷回顧與檢討的持續過程。然而，台灣至今在這方面的努力仍顯不足。無論是制度上的遺漏，或是歷史教育的侷限，都導致社會對威權轉型的理解存在明顯缺口。
唯有建立完善的真相揭露機制與歷史省思體系，台灣才能真正落實轉型正義，而非淪為口號。透過審視歷史，我們能更深刻理解司法體制的變遷，以及民主制衡機制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