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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有席|從藝文場館到文化幣, 台灣文化平權的實現之路

  • 播出時間: 2024-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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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的台灣,文化平權成為一個重要議題。台灣的藝文場館和政府致力於讓每個人都能享受文化生活,無論身分、年齡、性別、地域或身心障礙,但文化平權究竟如何落實?在達到「人人都皆能走進劇場、人人皆有席」的目標當中,台灣目前的推進究竟到了什麼樣的階段?此新聞專題報導應運而生,透過四個面向與6位受訪者帶我們一同探索。

▲本集專題報導聲音受訪者:

  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藝術總監劉怡汝
  2. 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行銷部經理黃文瀚
  3. 帶領文化平權工作坊 管風琴音樂家朱郁柔
  4. 文化幣使用者 - 世新大學廣電系三年級學生秋涵
  5. 世新大學廣電系副教授兼任副主任 林佳欣
  6. <勸世三姐妹>臺灣音樂劇 導演曾慧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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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有席|從藝文場館到文化幣, 台灣文化平權的實現之路

你有多久沒有走進一間書店翻閱實體書籍?在疫情過後,可曾重拾藝文票券走進台灣的聲音場館?對你來說,欣賞表演藝術是高尚而難以接近的娛樂,還是有如日常生活一般可以自然享受的文化?

 

文明是知識進步的積累,而文化是一種精神的薰陶。享受文化生活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但對於某些人來說,也許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你有想過嗎?視障族群該如何欣賞一齣好戲?文化幣真的能夠帶領年輕族群更輕鬆地接觸藝文嗎?不同障別的人是否也能夠有一樣的機會走上舞台演出?今天,我們從台灣的藝文表演產業出發。從藝文場館軟硬體的服務,政府的文化幣政策,到舞台上的表演者平權,談談台灣如何在提升藝術文化的價值當中,同步落實文化平權。

 

《藝文場館在推動文化平權的第一步:硬體條件的改變》

在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27條中,提出「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活動,享受藝術,並分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強調每個人都享有文化權利,而文化部也提出了國家必須積極確保人民的「文化近用權」。這個近用,指的是接近使用、享受文化的權利,不會因為身分、年齡、性別、地域位置、族群、身心障礙等元素產生落差。但這個觀念落實到台灣的社會當中,其實經過了好長一段時間的醞釀,也是一步一步慢慢建立起來的。

 

台灣的第一座以表演藝術作為主要目的而建立的場館是國家兩廳院。現任藝術總監劉怡汝就提到,一個社會為什麼要一個戲劇院,絕對不是為了少數人而搭建,為了少數人的而蓋真的是一種很傳統的思維。36年前兩廳院在蓋的時候,那時候的人沒有那麼覺得我們要為不同身心條件的人創造適合他們的硬體設備,因此兩廳院在2016年的時候,就開始做硬體上的一些改變。

 

但當他們開始動工改建硬體的時候,其實是非常的困難,大家進到戲劇院或音樂廳就會發現建築物內的樓梯特別多,而扶手似乎也特別的少。原因是他當初在建造時其實很考量美觀,不見得會考量每一個人的身心狀況不太一樣。所以在2016年的時候就開始做很多硬體上的重新整理。比如說增加更多的輪椅席、設置坡道、或者增加電梯、必要的扶手、大量的建造無障礙的洗手間。

 

《人人劇場:不只是無障礙設施,更要和所有的民眾零距離》

以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兩廳院來作為表率,各個藝術文化場館先以硬體設備作為邁入友善平權的第一步,但文化平權的概念不僅僅只是照顧到不同障別的族群,文化應該是屬於公眾事物,而購買票券走進場館,雖然是支持表演藝文的直接方式,但消費本身就會讓文化體驗具有一定的門檻。這些藝文建築彷彿有了一道結界。在2022年才剛正式啟動營運的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就主動打破了這道藝術文化與庶民生活的牆,建立了一條可供民眾免費走入場館參觀的路線,真正落實了人人劇場的空間概念。台北表演藝術中心行銷部的黃文瀚經理,就和我們分享了當初建築師特別設計的文化體驗通道。

 

他認為所謂城市的公共建築,是要讓不買票的人也有機會看得到劇院裡面工作的狀態,因為如果大家看得到,他可能會對表演藝術會對劇場更有興趣,因此北藝中心特別設計了一個單獨的通路,我們都稱它做參觀回路。是一條可以在北藝中心散步的通道,你會途經北藝中心大劇院的側台,藍盒子的頂棚,你也會抵達球劇場上方的燈光包廂,透過這些觀景窗的設計,觀眾可以隱約的看到劇場裡面工作的狀態,你不一定能看到實際的演出,可是你會看到技術的工作人員在舞台上面移動,在調燈、調光,那你會好奇他們最後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作品,你可能會因為這樣更靠近劇場一點。

 

這條被稱之為publicloooooop的參觀回廊,你不需要付費,只要你願意走進來,就能揭開一小角落的藝術文化神秘面紗,以往民眾看不見的後台樣貌變得透明,劇場的空間變得明亮而開放,走進場館就必須要支付昂貴費用的高冷形象也慢慢開始溶解。

 

《藝文場館推動文化平權的第二步:無障礙的服務,人人都能欣賞好戲》

隨著硬體設備的建構健全,藝文場館也開始在軟體內容與服務上面下功夫,像是國家兩廳院在表演前的導聆活動,以及演出後的會談都會特別增設即時聽打的服務,讓聽障朋友也能夠隨時跟上討論,面對視障朋友該如何去欣賞一齣好戲呢?劉怡汝藝術總監也分享了兩廳院的解決之道。

 

到了2018年底的時候兩廳院開始做軟體上面的改變,讓所謂的「人人可以接近劇場」這件事情能夠成真。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兩廳院有一種措施叫口述影像。你想想看有很多人其實他看不見,但是他想欣賞一齣好戲,所以他要用聽的方式來聽一齣好戲。那我們就會請口述影像的老師跟著這個表演團隊先工作一陣子,他就會知道說這個戲在演什麼、人大概從哪裡進哪裡出、整齣戲的安排是什麼,然後到了演出現場我們就開始直播,口述影像老師要一直不停的講,「舞台上現在發生什麼事情,什麼人從哪裡出來,什麼人從哪裡退場,他在講什麼」。甚至於我曾經聽過京劇中,因為用了方言,像是河北腔,口述影像老師還要把它翻成我們現在習慣使用的語言。口述影像老師在演出當下非常的忙,可是這讓平常覺得他跟劇場可能絕緣的人,就有了一次接近藝術的方法。

 

這些口述影像的服務就像是劇場界的直播主,對於視障別的觀眾來說,他們就也像是表演者的一部分,帶領視障者用聲音,「聽舞蹈、看音樂」,不會因為每一個人的條件狀況不同,而被一個制度或是一個組織系統性的排除掉他們接觸文化的機會。

 

《文化平權不只是服務身心障別的民眾,還有他們的陪伴者》

不過平權服務其實不僅止於此,有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忽略掉的是「陪伴者」,他們也是一個需要被同理與照顧的角色。位於高雄的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這裡有一位從2021年就開始帶領不同障別工作坊的管風琴音樂家朱郁柔老師,這三年間,她接觸了各種身心障別的工作坊參與民眾,帶著他們用觸覺感受管風琴,設計自由移動場的看表演形式,觀眾可以在演出當中更換座位,聆聽不同的音場效果,增加不同視角的文化體驗。而在數十場的引導當中,其中最讓她印象深刻的回饋竟然是來自於一個意想不到的家長。

 

她做過不同障別的管風琴工作坊,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是帶領一些有亞斯伯格或是妥瑞氏症的孩子,就是可能會發出一些聲音的孩子,像這樣的孩子,其實家長如果要帶他們到一些公共場所,有時候會有點壓力,尤其是音樂會或是看演出,需要是保持安靜的狀態,家長其實很難把他們的孩子帶到音樂廳裡面去。老師曾經執行過一個專門為了這些孩子開的工作坊,因為他們可以接受孩子各種臨時的反應,讓他們隨時發問,客製化他們的看表演需求。

 

這場工作坊結束了以後,有位媽媽跟她回饋,「今天真的是她最釋放、最放鬆的一天,因為在她還沒有孩子的時候,是一個藝文的重度使用者,常常都要進到各個廳院去看戲劇、看音樂的展演,但是有了孩子了以後,尤其孩子又比較特殊,這樣的機會就少了好多,但是因為有這樣子的工作坊,她跟孩子都好像得到救贖的感覺,孩子也玩得很開心。」

 

《藝術文化不止跨越障別,更要跨越年齡》

文化體驗,不僅僅是娛樂,更是一種療癒。從朱郁柔老師的分享,也點出了文化平權當中,關心各種狀態的民眾,不僅僅只是障別,更要思考到不同社會角色身分與藝術文化接觸的需求。 因此,我們也發現這些表演藝術場館的功能性,其實遠遠高於只是有表演時買票進場的空間。他們在傳遞文化的功能性,可以是工作坊、藝術治療、展演、文化平台,甚至是圓夢的地方。2021年啟用的台北流行音樂中心,一直被視為是台灣培養音樂人的重要基地,我們總把這個場館與年輕人連結在一起。但若要談文化平權,那麼銀髮長輩又怎麼在這裡找到自己的共融空間呢?北流在2022年推出了青銀共學的工作坊,讓銀髮族的長輩有機會接觸音樂,透過和兒女孫子一同學習數位編曲,手指鼓敲打節奏,讓流行音樂不只是屬於某一個年齡層的文化專利。

 

《台灣文化部於2023年正式推出青年文化禮金政策,鼓勵青年接觸藝文》

不過談到年齡,2023年文化部借鏡歐洲國家,包含義大利、法國、西班牙、德國等,已經在推動青年文化禮金的國家經驗,正式推出青年成年禮金文化幣的政策,讓所有的青年,不論家庭、經濟背景,都能在學生時期就能夠有同等的接觸藝文的機會。根據文化部文創發展司所提供的數據統計,2023年的第一次發放,文化幣的領取使用率就高達八成,而在今年2024年,文化幣也列入了公務預算,改為常態化的發放。16到22歲的青年,每人可領取1200點的成年禮金,用於實體看展覽、看演出、買書、看國片、買文創或是工藝品等藝文消費,以文化成年禮金培養新世代的文化力。那麼,我們很好奇,年輕世代是怎麼看待文化幣這項政策的?我們邀請到目前21歲,就讀影視相關系所的大學生秋涵,和我們分享她使用文化幣的經驗。

 

她提到每次領文化幣,都拿去買一些書籍來看,整體來說她認為政策規定的算是蠻好的。文化幣原本的前身是藝Fun券,在第一次的發放時,藝Fun券在使用政策上的規定比較沒有那麼的詳細,可以把它拿來買一般事務性文具的用品,比較沒有符合到能夠促進到藝文消費這件事情。當推出文化幣後,他的使用原則其實有經過調整,是更加的詳盡,根據規定就只能購買支持文創商品。她也觀察到身邊的同學都有領1200的文化避,都蠻喜歡拿來看電影。

 

《文化幣的實際推行績效?真的有用嗎?》

透過實際使用文化幣的青年分享,可以感受到他對於這項政策的正面肯定。推行文化幣的理由,是希望能夠透過扶植青年族群,早些接觸藝術文化,提升文化素養,但實際上加強16到22歲,對於藝文或影視產業的關注與消費,是真的能夠有效帶動藝文產業,與文化培植的發展嗎?世新大學廣電系副教授,兼任副主任林佳欣老師,提出了他的觀察。

 

他大致簡單將學生分為兩種,有一批的學生,本來就對這些藝文活動有興趣,平常就會買書、看電影,對他們來講,文化幣比較像是錦上添花,他本來就有這個習慣,他也不會因此對藝文有更多的投入,反而可能會有一種替代的效應,以前花自己的錢,現在改成現在不花自己的錢,對這些學生來講,是沒有改變的。

 

而另外一批的學生,他們在文化消費的這件事情上,本來不會花很多錢,比如說,他本來不會去電影院花錢看電影,可能在家裡等串流上架再看就好了。但對他們來講,有了文化幣,就會選擇跑去電影院看電影,或者平常他不買書,但是有了文化幣,就會變成他順手去買。所以整體對這群青年族群來講,還是有一定的效果,可是你說要養成習慣,可能有一點難度,原本沒有消費習慣的青年,文化幣其實是一次性的,這個補助的錢是有限的,等他花完之後,又回到原本的習慣,所以如何讓青年族群,透過文化幣建立這樣的文化消費習慣,才是接下來我們要關注的重點。

 

《文化幣是弭平年齡的文化平權問題?還是加大了城鄉差距?》

如何透過一次性的文化幣補助,來讓民眾從青年時期開始,養成文化消費的習慣,確實是政策推行的一個重要遠程目標,當然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文化幣或多或少,平衡了部分年齡與經濟條件的文化平權議題,但文化幣使用規則當中的其中一項規定,僅限於實體場域消費,有可能也會造成另外一個不公平的議題,城鄉差距,那些距離消費實體場域較遠的偏鄉青年學子,明顯能夠做的藝文選擇少了很多,那麼是不是反而加強了藝文資源不平等的城鄉差距問題呢?該如何透過配套政策來平衡這點?針對這個問題,林佳欣副教授也分享了他的觀點。

 

他認為文化幣造成城鄉差異最大的地方,是因為它要求實體場域的操作,就會變成在都會地區的青年會比較容易接觸到那些販賣的店家或販售的場域;對偏鄉的青年來講,他們當然就不容易接觸到。所以把文化幣發下去,對偏鄉的青年,他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來使用。比如說住在台東的鄉下的青年,就需要到台東的市區才能使用文化幣,這個時候就會有交通成本的產生;再來就是市區裡面是不是能夠有這麼多的文化消費場域在,也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地方,所以我會覺得比較好的方式是也許政府可以有一些平台,這個平台可能是線上的,偏鄉青年不需要特別移動到大都市裡去消費,而線上平台可以由政府,比如說文化部去整理或組織,或者他去找到適合的文化產業業者來經營,文化部可以自己先做規定跟界定,就不會有產生被濫用的問題了。

 

《走進藝術文化的場域後,我們要看的內容是莎士比亞還是本土日常?》

嶄新的文化幣政策當然還有很多可以修正的討論空間,但以本質上來說,文化幣的推行目的就是要去縮短民眾與文化之間的距離,讓接觸藝術文化變得更加日常。

 

不論你的年齡、家庭經濟背景,政府都力求能夠給予一次走進劇場空間的機會。有了觀眾,下一個階段我們要討論的就是,那麼他們要看什麼呢?舞台上的文化多元性,就是其中一個值得討論的方向。觀眾對於劇本內容與故事的接受程度,也能觀察到台灣對於文化多元的思維逐步開放。從莎士比亞到台灣,本土習俗都一一被搬上了舞台。而他們是否都可以成為熱銷的劇碼呢?我想,2023年的現象級音樂劇「勸世三姐妹」創下台北九場1萬2千張票,三分鐘完售,在台中加演四場2千7百張票也瞬間秒殺,是一個值得觀察的案例。

 

《台上的文化多元性,讓文化與藝術的距離變得不這麼遙遠》

「勸世三姐妹」是一部融合了台灣傳統文化與現代元素的音樂劇。故事講述了一位大姐帶著兩位弟妹,在父親拋家棄子離家之後,姐弟三人如何努力生活的故事。劇中融合了台灣台語,偏鄉背景,牽亡歌等傳統文化藝術形式,並以現代的視角重新詮釋,讓觀眾在欣賞精彩的演出之餘,也能對台灣傳統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就這樣,將台灣在地的習俗與文化,結合起來作為養分進行創作,舞台上的故事不再只有艱澀難懂的作品,文化與藝術的距離變得不這麼遙遠。導演曾慧誠將這齣戲的成功歸功於編劇與編曲,現代與傳統做了巧妙的串接連結,彷彿就是將觀眾的日常搬上了舞台。

 

曾慧誠導演表示,其實這齣戲的設計,這些演員在台上就好像你認識的人,住你旁邊的人或是記得的嬸嬸、阿姨,就是跟我們很貼近的故事,然後你就會產生「哇!我懂!」的感受。在這齣戲中的歌曲,作曲家康和祥其實讓它跟當代的音樂結合得很巧妙,像是下半場的開場,還有一大段結合了嘻哈的音樂。包含傳統文化的牽亡歌*(註)的念唱裡頭,我們也去跟當代的音樂找到一些共同感覺的地方去呈現。所以在同樣的結構裡頭,你會感覺好像在唱很舊的東西,但是又融合了當代流行音樂很熟悉的語彙,這些都幫助讓觀眾更容易理解這齣戲。

 

此外,牽亡歌的歌詞我們也有上字幕,有觀眾回饋,他說以前有看過牽亡歌陣,但他從來沒有真的聽懂他們在唱什麼,來看這齣戲他第一次終於看懂了、聽懂了牽亡歌詞在說什麼!所以也是很有趣,這些東西好像長在我們的生活裡頭,但它好像又很遙遠,可是藉由這個戲,他們能更跟台灣傳統的表演藝術、喪葬文化習俗變得更靠近了。所以整體而言,整個故事跟元素的使用、題材與情感的掛鉤連結,其實是讓這齣戲成功很大的原因。 

 

*註:牽亡歌陣是臺灣特有的陣頭表演藝術,多數於喪葬儀式中出現。表演中具有劇情、有角色的扮演、曲調的演出,演出牽引亡魂到西天極樂世界的過程。在台灣的傳統習俗中,演出的過程會有喪家家屬來觀賞。用戲劇的方式來呈現,也兼具引領亡魂前往西方極藥世界的法事科儀儀式。牽亡歌陣的內容反映出台灣民間普遍對於死亡的看法,包含「靈魂不滅」、「死後審判」和「因果輪迴」等觀念。

 

《在台下,人人都能走進劇場,那麼舞台上呢?是否也能人人都有機會演出?》

對於文化的認識,我們有了另外一種傳遞的方法,跳脫教科書、新聞報導、書籍文字,透過導演與表演藝術家,傳承、轉譯、輸出、理解,傳遞給來自各種環境背景的觀眾,也慢慢建構出屬於我們的台灣價值文化品牌。舞台上的議題可以多元,那麼對於表演者呢?當文化平權的思維對舞台下方的觀眾敞開雙臂,人人都能夠走進劇場,那麼是否各種條件障別的人也能夠走上舞台,達到表演者的文化平權?國家兩廳院的劉怡汝總監就提到這幾年在舞台上,他們如何鼓勵不同的藝術家們在舞台上展現自我。

 

這幾年他們其實鼓勵了非常多的藝術家去做不一樣的演出,像有一年,舞蹈家周書毅就跟劇場導演阿忠做了一個「阿忠與我」的一個劇場作品。阿忠是一個小兒麻痺的劇場導演,所以這齣戲他們就在談身體、他的人生。然後隔了一兩年,又就做了一個舞蹈家張可揚的表演,他找了視障者來跟他一起跳舞。

 

接著到了去年(2023)年底,兩廳院從澳洲請了一個劇團,這個劇團在舞台上演出者只有三個人,這三個人都是一般人所謂的身心障礙者,比如說裡面有腦麻、有自閉症者,可是他們在台上演出了一齣極好的作品。我們常標籤他人,因為有這個狀況你就不能做這個事情,你一定無法背台詞、你無法走位、但透過這場演出,他們就在證明「我們通通做得到!」

 

更有趣的是這個作品其實在討論,在一般人的面前我們會視這些人為「你們有障礙」,所以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他們可能不一定喜歡。最終在這個戲裡面也拋出了一個問題,面對未來的AI,我們都有不如AI的地方,人類就是腦袋沒有辦法想得跟AI一樣快的時候,那你是不是也一定程度的被視為身心障礙者呢?那你會願意人家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對待你嗎?

 

劉怡汝藝術總監也提及,像這樣的作品很值得出現,因為它真真正正的挑戰每個人對這件事情的某種價值觀跟看法跟觀點,當時每一場兩廳院演後都有做演後座談,這些我們覺得「一定不能演」的演員,每一次都來跟觀眾們討論他們準備演出的過程如何去做、他們的思維、他們的想像是什麼。看了這樣的作品你就會知道,我們為什麼需要藝術,是在提醒我們,這世界太多元了,每個人狀況都不一樣,但不表示我們任何人可以去小看其他的人。劇場就是這樣子一個魔幻之處,人人都做得到,人人都可以在這裡找到一種所謂的多元的平等,如果藝術是一種權利的話,那至少在一個像這樣子的國家劇場裡面,這個權利必須要是平等的,人人有機會。

 

《文化不是福利、不是特權,該是人人都能享有的權利》

聯合國在永續發展的核心目標SDGs目標10當中,提到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去增強並促進所有人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包容性,無論年齡、性別、身心障礙、種族、族群、族裔、宗教、經濟,無論舞台上還是舞台下,透過藝文場館的努力,政府政策的推動與嘗試,藝術家們將習俗日常帶上舞台,而文化不該是福利或是特權,應該是每一個人都要能平等享有的權利。希冀台灣的文化平權透過養成與灌溉,在不久的未來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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